战国时期商鞅的婚姻状况:妻子身份及后代存续问题

  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成就了商鞅,万古留名。但是,商鞅的变法虽然使得秦国富强,但是他的改革却触动了秦国旧贵族的利益,因此终于惹得继任者对其展开清算,最终商鞅被逼无奈起兵造反。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商鞅起兵失败,最终落得个五马分尸的下场。而他的妻子儿女也不知所终。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战国时期商鞅的婚姻状况:妻子身份及后代存续问题

  商鞅是战国时期卫国人,是卫国国君的庶枝,因此商鞅又称公孙鞅,也称卫鞅。入秦后因军功被封于商,因此称商鞅。卫国在战国时期已经十分弱小,周边的魏国、韩国、赵国经常向卫国征夫。魏国更是经常干涉卫国的内政,到了商鞅时期,卫国基本上成了魏国的附庸国。

  商鞅离开卫国求学于法家早期代表人物李悝,而李悝则是孔子弟子子夏的门生。之后商鞅为魏相公叔座的门客,任中庶子之职。公叔痤死之前向魏王推荐了商鞅,并请魏王如果不用卫鞅则杀掉。魏王没有采纳公叔痤的建议,卫鞅逃离了卫国,来到了秦国。当时秦献公死,秦孝公刚即位不久。

  当时的秦国自秦献公即位之时就已经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初见效果,在与魏国的几次交战中都取得了胜利。秦孝公即位时21岁,他想使秦国进一步强盛,因此下令求贤。卫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入秦的。卫鞅入秦后,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见到了秦孝公。开始时卫鞅对秦孝公讲帝道、王道之术,都没有引起秦孝公的兴趣。

  后来商鞅对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引起孝公的重视,于是任用卫鞅进行变法。变法初期,新法遭到了秦国上下的反对,孝公的太子公子驷犯罪,商鞅就处罚了公子驷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两人。新法实行了10年,秦国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在与魏国的战争中几乎把魏国打的满地找牙。而且魏国其间也数次败于齐国,因此最后被逼迁都大梁(河南开封)。

  商鞅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完全靠的是秦孝公的支持。而且法家的措施并不注重礼乐的作用,而一味任用重刑酷法。变法使秦国富强,最终灭掉六国,结事了战国列国纷绉的局面,便是他的弊端最后也把秦朝推向了绝路,使秦朝历二世就骤然灭亡。

  商鞅本人在变法过程中得罪了公子虔等人。公子虔在第二次违法时,商鞅把他处以劓刑,就是割去了鼻子。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

  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卬,拒绝他入境。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邑商,发动邑兵攻打郑县(今陕西省华县)。秦惠文君派兵攻打,结果商鞅失败战亡。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秦惠文君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族。商鞅虽然被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传说商鞅的妻子是荧玉,秦国公主,秦孝公妹,后与商鞅成婚。而另一种写的是商鞅的妻子史无记载,但是他们的下场是被司马迁记下来的,他们都与商鞅一起被杀,商鞅是断子绝孙了。

  商鞅是死了,但是后人对他的争议远没有结束。商鞅是法家行政的代表人物。商鞅的新法,也是法家以严酷的政治原则行政的标本。明代学者张燧《千百年眼》曾经夸奖他:“(商)鞅一切不顾,真是有豪杰胸胆!”然而,商鞅对于文化的冷漠,也长期受到了历代文化人的批判。而儒家学者对他的批判,是不可以看作门户之见而予以轻视的。东汉史学家班固曾经说,商鞅是用“三术”说服了秦孝公,才取得成功的。

  又说,商鞅是周王朝末年的一大“凶人”。“凶人”的说法,是有情感色彩的,是有道德倾向的。“三术”的说法,大概比较客观。那末,什么是“三术”呢,按照东汉学者应劭的解释,是“王”、“霸”和“富国强兵”之术。这样看来,如果说商鞅有“理论”的话,他的“理论”,应当是以这种“术”作为结构主体的。

  而这种“术”,其实只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追求短期实效的一些具体政策而已。唐代人颜师古解释《汉书·武帝纪》的内容的时候,曾经引用了李奇的说法。说商鞅为法,能够奖赏地位低下的有功的人,惩罚地位高贵的有罪的人,但是缺点是偏于严厉苛刻,不注意以宽厚之心让老百姓得到实际的利益。后来有人还说,秦国在道德方而名声不好,受到东方人的歧视,甚至有称秦国为“虎狼之国”的说法,商鞅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朱熹也曾经批评说,商鞅只是一心要急切地达到使秦国富强的目标,但是并不在教育和文化上下功夫,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也就是说,商鞅的政策,只是片面追求国力的强盛,而放弃了执政者首先应当致力于文化建设的基本责任。商鞅之政的这个特点,其实,司马迁在最早为他作传时已经有“刻薄”、“少恩”的评价了。太史公虽然笔法简略,可是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商鞅文化肖像的大致的轮廓。

  应当注意到。司马迁在这儿可不只是对商鞅个人进行什么道德品性和文化资质的分析,他实际上是表露了对商鞅改革的社会历史效应的一种文化感觉。贾谊有一篇挺著名的政论文字——《陈政事疏》。这篇文章里面说商鞅丢掉了礼义的传统,废止了仁德的政策,放弃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而专力于军事政治的进取,竟然导致秦国社会风习颓坏,世情浇薄。

  家族间的亲情纽带也已经被实际的利益追求刀斩断了。当时秦国民间风习。据说将耱锄一类的普通农具借给父亲,也会以为施以恩惠而得意洋洋,在母亲取用簸箕扫帚一类用物时,竟然可以恶言咒骂。秦人自商鞅之后,兴起了功利第一的时代精神。这虽然确实能够使得民众振奋起来,同心协力,致使秦国强盛,又运用兼并之法,完成进取之业,终于灭掉了齐楚燕韩赵魏等六个国家,占有了整个天下,可是在军事成功的另一面,我们却看到秦人已经一步步走向了文化上的天下大败。